“主席纵横配资，我们已经握手言和。”1963年5月31日傍晚，郑州迎宾馆的灯刚亮，纪登奎边抹汗边向毛泽东汇报。 毛主席放下茶杯：“你们还打仗吗？”语气像家长审视顽皮孩子，屋里却没人敢先笑。
这一问来自几个月的胶着。3月，纪登奎刚满四十，被调任河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。他前脚到洛阳，就赶上阴雨连绵，豫东豫北粮田被水一寸寸吞噬。七月老天翻脸，又给了两个月炙烤。旱、涝、风雹轮番上阵，河南两千多万人口中，近一半衣粮告急。
外行只看到天灾，纪登奎却盯上了人祸：豫皖交界密密麻麻的拦水坝。安徽为保淮北平原，将数条故道截断，洪水改道，豫东平原成了天然蓄洪区。此事追溯到民国年间，省界治水各扫门前雪，留下“你筑坝我挖沟”的旧债。
纪登奎跑遍商丘、永城、夏邑，一脚泥一脚水。从农家院出来，他对随行说：“只盯救济没完，河不通，年年哭。”他把调研材料写成一万一千字的“豫皖水患梳理”，末尾只一句：“若无中央定夺，两省终有嫌隙。”
正好这年5月毛主席南下巡视，从武汉经郑州，纪登奎抓住机会，拉上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，以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，一同求见。三人会前暗暗较劲。刘建勋心想，河南无粮可收，中央若再追产量，怎么交卷？李葆华则担忧纵横配资，皖北开口放水，淮北百姓怎么办？
毛主席听完纪登奎的汇报，先是不语，随后抬眼问出那句“你们还打仗吗？”屋里气氛一下松动，李葆华自嘲地笑：“主席，咱俩省没打，只是都怕自家受灾。”毛主席露出久违的杯底：“春秋时齐桓公葵丘会盟，有条规矩：不得筑堤阻水。先人都懂的事，今天就别难为百姓。”一句古典，比千言万语管用。
回到合肥的第三天，李葆华照约定给纪登奎打电话：“初二到我家喝茶。”那是1964年2月14日。纪登奎带着河南水利厅、商丘地委干部，肩扛卷宗上门拜年。寒暄后，他把一张四米长的排水图摊在客厅地板，纸面上红线如蛛网。李葆华蹲下细看，半晌仰头：“确实闹心。”
谈判没有拍桌子，倒像老乡换亲：你给我几亩地，我帮你修条沟。纪登奎先抛“永城划皖、濉溪划豫”的大胆设想，被李葆华摇头挡回；他再提“分洪蓄滞区置换”，依旧行不通。两壶茶后，纪登奎指向地图北端：“不如新挖一条河，从濉溪北直引洪泽湖，长度五十公里，河南出十万民工，安徽给政策。”这一方案同时疏洪、保淮北、救豫东，客厅里鸦雀无声，下一秒李葆华点头：“这个行。”
几天后，中央批复，工程定名“新汴河”。调配物资、测量走线、迁坟拆房，没有互联网可调度纵横配资，全靠干部手脚勤。1964–1969五年间，河南与安徽轮番出人出粮，最多日集结二万多民工，铲筑声响彻濉溪北岸。
有意思的是，工地没有设省界标识。河南出的镐头常被安徽民工顺手拿走，回头又递回来，双方在饭棚外就地交换。有人开玩笑：“这水一通，两省连方言都会冲淡。”粗听一句玩笑，背后却是群众对“打仗论”的天然反感。
1969年秋，第一股洪流从新汴河口涌入洪泽湖。豫东平原那年粮产同比增两成，濉溪百姓也没再泡在水里。纪登奎收到商丘农民寄来两麻袋红薯干，他笑着让秘书分给值班战士：“这是最好的奖状。”
从技术角度，新汴河并非宏大水利之一，但它立规矩：跨省治水，不能一省一把号。此后淮河流域大小工程，都沿用联合指挥。十年后，豫皖边界地区人均粮食产量翻番，一带县城开始招商办轻工厂，曾经的汪洋洼地，逐渐冒起烟囱和水塔。
有人问，那句“你们还打仗吗”是不是毛主席的幽默？我更愿意理解为提醒：群众把政府当衣食父母，父母再吵，也别在孩子面前扔碗。河南与安徽的这场“河道谈判”，是把天灾与人祸一起摆上桌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。治水如此，治国亦然。
今天驱车经过新汴河，河面不宽，护岸石砌依旧，水色微黄。当地老人指点游客：“这河里有主席的话。”一句玩笑背后，闪着历史的锋刃——谁若再筑私坝、再搞“小打仗”，就对不起那年豫皖十万赤脚汉子。
纪登奎晚年回忆，说自己在商丘流泪那天，真正懂得“人民”二字分量。个人仕途起落再大，也换不来水田里一片青苗。写到这，我想起河南老乡的一句顺口溜：“水顺心，庄稼就顺人。”看似土语，却道破了1963年的那场相逢。毛主席一句问话，纪登奎一次奔走，李葆华一声应允，才让豫皖边界改写了命运走向。
如果说历史会给人奖赏，那奖赏大多藏在平常日子：雨来不怕，河道自开；秋粮入仓，孩子有饭。把这些看似琐碎的收获连在一起，就能读懂当年那间迎宾馆里轻轻掷出的八个字：你们，还打仗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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